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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秉“孔子改制”这一“利刃”进入六经,将当中的义理价值悉数判分与重构,用类型化的方式,构造出一道治法的上升阶梯。对此我们概括为,三世说具备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内核框架。不过,三世说的用意不止于解释经典及建构理论。它与时代的脉动紧密呼应着,从而表现出一种历史哲学的面貌:勾勒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与道路,标示出中国及各国在这条道路上的位置。本章即探讨三世说形成历史哲学色彩的原因。
此前,对三世说最常见的看法是说其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但多是空泛的推断,难以落实到严格的证明。近来,茅海建通过细密的考察,证实了:“‘大同三世说’源自‘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与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是外形有相似之处而学理并不相通的两种学说。”因此,我们就必须重新认识三世说的独创性,尤其要重视康有为的“自白”和梁启超的“见证”。
例如,康氏自叙“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落实在三世说的形成上来看,这就不是一句狂言。毕竟这成为他思想的主干后,不再有大的调整。……及至1904年,他来到诞生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英伦,在游览自然博物馆后,他相当坦荡地称:“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这些都透露出他对自己理论的极强自信。
梁启超的侧面见证也很有说服力,他以客观态度数次表示康氏思想是自出机杼。1901年的《南海康先生传》谓:“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事实上,梁启超才是第一批了解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包括社会进化论、社会主义等)的人,他同时又最熟悉康氏的三世说和大同构想,所以他区分两方的证词很值得参考。
所以说,构成三世说历史进化哲学面貌的原因,还须回到三世说自身的形成机制中探寻,特别是继续以经学传统为参照,展示康有为的突破与创构。对此,塑造了三世说形式属性的“孔子改制”说,仍是我们考察的中心。它的理论内核“野蛮-文明”之分,不只是价值判分的框架,也是一个文明开端处的缩影,决定了文明史的“进化”趋向。
古代的“孔子改制”说深嵌在圣王传统当中,后者照映下的经史关系,历二千余年都大体稳定。而康有为对“孔子改制”说的重构,其实塑造了一种新的经史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康有为“进化”观念的独特之处和深沉用心。此外,他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古今中外的文明,也加强了它作为历史哲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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