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的“火”，终于烧到了一线城市

尉迟霖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这个假期，淄博堪称顶流。

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烧烤热度，在爆发性的旅游热情中愈加旺盛。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知名“打卡地”八大局便民市场登顶全国景区“排队榜单”；淄博站累计发送旅客超24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8.5万人次、增幅55%。

追逐流量的城市，纷纷开始造访淄博、“拆解”淄博，思考复制淄博的可能性——目光最后落在“地摊”上：两年前，淄博政府曾在多个区新增66处早市、夜市及便民疏导区，允许当地市民“练地摊”，在外界看来，这一举措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伏笔。


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成为五一搜索热度最高景区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近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拟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消息一出，“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不少人将之与淄博的走红关联起来，有网友点评：“淄博的烟火气、烧烤味，一线城市同样也该拥有。”

其实，早在去年年底，上海已先一步立法，允许“有序设摊”；今年初，北京提出“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也曾引发相关联想。随着一线城市纷纷“放下身段”，有关城市如何对待“地摊”的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烧烤摊”的隐喻
追捧淄博烧烤，追捧的是什么？

舆论已给出诸多答案。“小饼烤炉加蘸料”的特色“三件套”似乎说服力不足，有人辩称徐州才是同类烧烤的发源地；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难以解释淄博成为新一个网红“神话”的奥秘。

视线进而被投向赶往淄博的人身上。有人追溯源头发现，淄博烧烤的第一波热度是今年二三月份开始，由大学生从外地坐高铁前来撸串而引爆全网。

大学生为何能成为“流量缔造者”？事实上，不止是淄博，大学生 “特种兵式旅游”正带动曾经的“小透明”城市接连出圈。有分析认为，这是因疫情被压抑消费的集中释放，大学开学后，返校的学生们陆续结伴外出春游，开始了集体“消费狂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需要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仪式感”。淄博烧烤这种大家围坐、大口吃肉的“地摊”美食充满城市烟火气，恰好能构成他们对生活想象的投射。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地摊”总与浓烈的市井风情相关联。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挑担的、支摊的、吆喝的来往错杂，令北宋繁荣的街巷经济跃然纸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也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传世佳作。

更难得的是，如同淄博一般地摊扎堆的景象，并非随处可见。

就在淄博烧烤热度上升的同时，山西晋城却因“禁止露天烧烤”引发关注。一时间，“烧烤能造成多少空气污染”“露天烧烤应该一网打尽吗”等声音不断发酵。

淄博也曾为“地摊”烦恼。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解决地摊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自2015年开始，淄博下大力气引导露天烧烤“三进”（进店、进院、进场）经营，并使用无烟环保炉具。到现在，淄博独具特色的“烧烤大院”，容纳了大量过去在街边游走的烧烤摊，并被加以统一管理。

有统一管理，也放开准入。2020年，在全国“地摊经济”浪潮下，淄博曾公开允许市民“练地摊”。此后，地摊并未短暂出现后消失，在今年初的新闻中，当地仍坚持“在划定区域内严格按照定时间、定地点原则”，引导商贩有序限时经营。

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淄博政府允许烧烤摊上街，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这也促成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大城市的“阴影”
对于淄博这样的城市，为“地摊”守住一方土壤已弥足珍贵，那么对于多样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作出类似的抉择就更显艰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地摊经济”的两面性，即解决就业的同时，给城市带来“脏乱差”，甚至被一些城市成为“牛皮藓”。在“文明城市”测评中，“占道经营”也被列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面指标。

2020年，中央文明办曾在当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但当时，一线城市是否应该跟进“地摊经济”，仍然引发不小争议。央视财经发布一则评论指出，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那一线城市是否不需要“地摊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到2020年末，深圳还有70%的人住在城中村，他们当中大量流动人口，以低廉价格解决居住问题。每天清晨，摊贩们都会沿城中村墙根排开，满足民众各种生活所需。

上海更是在几个知名夜市被接连取缔后，陷入“夜上海”的本体性迷失当中。曾在夜市中寻找上海市井风情的人们，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小吃摊，更难寻露天、摩肩接踵、物资与信息交换等要素齐备的社会体验场所。

但上海的例子，可以呼应一线城市的难题。

作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聚集区，彭浦夜市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一度达到上千家，在两条马路上绵延2公里。然而，食客所乐见的浓烟和噪音，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巨大反弹，二者矛盾难以消解。这也成为压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2013年，彭浦夜市成为被消灭的“负面典型”。

大城市的声音更为多元，治理更为复杂，面对类似的问题也更多。公开信息显示，彭浦夜市此后被“升级转换”进一个“美食广场”当中，并被外界称为上海首个“正规马路夜市”。但有媒体采访了解到，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并且限于广场对餐饮业用火的严格要求，大部分餐饮摊贩并未搬入。

去与留的新解
眼下，一线城市的难题已不仅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面对日益挑剔的外来人才的需求，对地摊的“一禁了之”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在有关淄博的讨论中，“大学生”的出现频率极高。《中国青年报》一则评论提到，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抓住了年轻人的“胃”。而在get到年轻人的“打卡”热情后，淄博的各项行动，更展现出其服务年轻群体的信心和能力，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淄博一系列举措，正释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青年味”。

而淄博烧烤的“平价、好吃”，和与三五好友共叙的场景，则击中了大部分年轻人最基本、最质朴的生活向往。

反观常年居于“美食荒漠”榜单的上海、深圳等城市，上海被认为是“平价美食荒漠”，大部分本地餐厅价格偏高，而深圳则因历史较短，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础。地摊不失为其打开局面、重新靠近年轻人的载体。

眼下，两座城市都迈开了第一步。

据马亮分析，一般看来，“地摊”属于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由于“地摊经济”的灵活、多变和原生态特质，无法套进一个标准化的“模具”，也难以将其纳入正式体系当中、或者按照正式规则管理。

通过立法，非正规的地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间，进入更阳光化的语境当中。如马亮所说，它事实上让“地摊经济”的治理回归到多方互动磨合的关系当中，大家首先对于哪些是底线、哪些能商量有共识，并经过不断摸索、往复，让监管部门认为能达到要求、消费者觉得方便，摊贩能够拓展业务，由此形成一个相对规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

而即便有淄博现成的经验在前，这个过程也难以被缩短。在马亮看来，城市对于地摊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不仅需要因城而异，不同的地区、街道都应该有不同的解法。

事实上，关于地摊，一直存在两类不同的解法：如新加坡一般，将小贩引进邻里饭食空间——“食阁”，不仅发展成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成熟的小贩文化还被新加坡成功申遗；抑或如中国台北、泰国曼谷一般，在街头划定特定流动摊贩区域，在给定时间允许其经营，并被标进地图。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下，二者均得到有效的发展。

回过头来说，通过入驻大院，淄博让烧烤摊走向兴盛；但在上海，类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见效。马亮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给基层执法人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动态监管、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由此，让现有条例中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落实、细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成文的条例、制度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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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重庆这边热度居高不下，要来旅游的肯定要来，淄博那边旅游的景点相对较少，而且总不能一天三顿或者连着两三天都吃烧烤吧，游客旅游出行还是会考虑多元化的吃和玩有景点打卡拍照的城市才会持久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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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嘿，俺老家离淄博开车不到两小时路程。狂飙都没带火的“孙子故里”。五一前投了一亿多重新整了整孙子兵法城，弄成了孙武不夜城。想捞钱想的要疯。一开始是商铺不收钱，营业额上交百分之二十，可劲薅了，一根熟玉米卖到15块，比北京还离谱，果然，在我们当地就说五一开门六一关门。后来说是大喇叭解释为啥价高，最后降价两三块。是两三块的事吗| ω)没心，做不好。可能到最后还是烂尾项目。

月光茱莉叶

还记得小时候晚上逛夜市摊，到后来根本找不到地摊~！

枫留

民众的眼睛也不瞎 哪里合适去哪里

莫如己

夜市真的，太有烟火气了，现在已经和小说的市井生活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