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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曾经给钟灵说了一句话:“有瓜子一起吃”,现在有好文章了,当然要拿出来大家看,微信不是经常说“分享也是一种美德”吗?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刘梦溪:三字经养不出大师根底》
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这个是童子功,不是说现在从小学开始念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
刘梦溪早年专注于古典文学和红学研究,近三十几年集中于“民国群星”研究,先是研究钱锺书,后来又转向王国维和陈寅恪。近些年他又对马一浮特别着迷,甚至跟着马一浮的脚步一路走到宋学与佛学中,又通过宋学上溯至六经。
“民国学术”成了一个传奇,每当有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学人离世,我们就要悲叹一次“这个时代”大师不再有。真正的“大师”还有出现的可能吗?文史之学还能创造超越民国甚至古人的成就吗?
一、“空前绝后”的20世纪学者
腾讯文化: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了,这个大师土壤指的是什么?
刘梦溪:这个土壤就是家学,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大的成长,小时候的累积非常重要。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这个是童子功,不是说现在从小学开始念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我们没有那个环境了,像陈寅恪的父亲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学问名重一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在清代胜流迭出的时期,陈宝箴也是一流的人物。
即便是同代人也不是谁都能达到陈寅恪的高度,这跟他家学的精神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后来经过百年的文化断层,特别我们处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不用说传统,连学问都不要了,第一流的人物都被打倒了。文革打倒的就是各种权威,而且叫他们斯文扫地。这个影响非常之大,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这个创伤不大容易治疗好。虽然现在我们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转变,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跟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公开的理念,长时间是这种思想占主流,那知识累积从哪里开始?大师从何而出?所以现在要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是很困难的。
腾讯文化:家学也许现在没有了,所以当时的那种大师是不可能再出现的了?
刘梦溪:我想也不必那么绝对,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在人文学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但不能绝对化。要成为人文学科的“大师”,一是要国学根底,另一个就是要了解世界。20世纪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传统学术方面根底深,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相当到位。不用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是很难称之为“大师”的。
20世纪初的学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验,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留学,有的人在国外的时间很长。像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日本,在国外十七年,在美国、英国、德国都呆过。所以我曾经讲过,20世纪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方面,某种意义上是“空前绝后”的。“空前”是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学的了解和训练,汉代的郑康成、许慎,或者是宋儒甚至清儒,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当然清代中期的时候,明清转型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跟西学有过接触,有过接触不等于他本人有多少西学训练,比如说他不懂外文。但是陈寅恪这些人的西学训练非常好,常常精通多种文字,像钱锺书,能自如地使用五种文字。而陈先生能够阅读的文字恐怕有十六七种。就连在国外时间最短的马一浮,英文能阅读,还学了德文,日文也懂得,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有时候就是无师自通,天才太厉害。王国维也是这样,王国维一开始学日文,很快日文就可以念了,喜欢康德,就念德文,德文也行了,当然也懂一定的英文,他们的天分太高,学问的底子太深,这个底子一开始就有。
“绝后”就是刚才说的,家学的传统后来没法子比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对外界的了解也许更多,在外文的掌握方面也不一定比他们差,能掌握各种工具,但是在学养方面却不能与前辈相比。学养包括他的才华、眼光、累积、智慧,这些不是靠掌握几种工具就可以具备的。当年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累积,有这样的眼光。
二、“闻见知识”经过“穷理尽性”才能变成学问
腾讯文化:按照曾经对于大师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出国学大师是非常难的,是不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
刘梦溪:其实也没有人给出一个什么样叫大师的标准,学问高低当然是一个标志,但大师有时候并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学问有多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指一个人学养、学术建树以及他的风度和气质。其中风度和气质非常重要,而风度和气质是由他的德行来支撑的,为人师表,要有一个道德的风范,即便学问建树不是很显著,人家也会觉得他有大师的气象。
当我们看一些真正大师级的人物的时候,他们所树立的德范和风骨让人们觉得他是大师。气象、风骨、德范,它们是支撑大师必要的条件。大师不仅仅是要写几本书,他要有积累、智慧,还需要有风度和气象。现在的学者中不大容易见到这种风度和气象。这个气象是在学问累积的基础上,精神回归本体之后能够坚挺地立在那里,这才有一点意思。但很多人把外在的知识当作了自己的知识,没有经过自己头脑的过滤,没有经过“穷理尽性”的过程,马一浮把它称作“闻见知识”。这些知识你得穷理,经过你的过滤,了解它的道理何在,渊源何在,如何构成,如何解释,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这叫穷理。还得尽性,跟自己的生命性体,跟自己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学问。很多人哪会有这个过程?能背下一些东西,知道一堆杂乱的闻见知识,就自觉不错了。
腾讯文化:能谈一下您的治学经历吗?
刘梦溪:我比老辈学者差得不知凡几,国外学问的训练缺少,传统的国学根底也很不够。我是乡下人,我父亲属于乡下的文化人,蒙学这一块他很熟悉,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以及《论语》《孟子》,还有他书法不错,虽然是在乡下也称作“先生”,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但与有传统的家学不能同日而语。
但我的学问不是理学家的路子,不是穷理尽性这种内修的路。我所从事的重点,大体还在文学到史学这个过程。我早年念文学喜欢古典文学,在80年代中期我有了一个变化,走近了20世纪这些学术大师,主要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对我来说,20世纪学者是一个桥梁。通过他们这个桥梁你可以走向西方,我没有走向西方,但是他们看世界的视角、国际性的角色给我绝大的震撼和启示,使我的眼界不局限于本土。他们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走向古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陈寅恪、一个马一浮。马一浮对我的影响很直接,思路非常清晰,因为你要了解马一浮,一要了解佛学,二要了解宋学,我没法不跟着他走。
在佛学方面我也下了不少的工夫,只是停留在史和义理的认识方面,但是我的心性有一点近佛,看到佛的自在会生出欢喜。每次到寺庙我都会产生一种庄敬之感,好像心有所悟,这个从小就有。马一浮的另外一个脉系——宋学,这是我感兴趣的,我对宋代的周、程、张、朱四大家读得都很仔细。宋儒是一个穷理尽性的学问,但是我个人没有在穷理尽性上下功夫,这是一个功夫,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你念他们的书的时候不见得真懂得,懂得它是在某些具体事情之后,我刚才跟你讲穷理尽性是无意中讲出的,不过是明白一点其中的道理。
腾讯文化: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自己穷理尽性的体验吗?
首先我穷理了吗?还不好说。尽性了吗?我觉得有一点,我的精神气质里面有一点尽性的东西,可是那个是看不见的。后来我又由宋学进入到六经,进入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主要是进入了六经,这个对我是极大收获。我现在正在试图阐述六经的价值伦理,这是我近五六年一直在做的事情。由宋学返归到六经,这在学问次序上近乎是穷理,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为什么是穷理,因为“理”的根源和来源在六经。
如果说孔子是集大成者,那么在宋代的思想家里面朱熹是集大成者。但是他整个源头来源于六经,所以你要穷理的话,必须了解宋儒,又得从宋儒返回到六经。那么是不是尽性了呢?这个话我们自己不好说,我是我第一次跟你这么谈问题,我觉得穷理这一点我可能是在这么做。至于尽性,在现阶段我觉得六经是中国学术最高的源头,它给予我的是带有终极性的东西。
我特别重视六经中的“敬”这个价值伦理,我说它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敬是人的内在庄严,是不可动,不可夺的道德自性。“三军不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我这样来解释敬这个价值理念,有一点要穷理的意思,也似乎有一点尽性的意思。我现在对六经的价值伦理的研究,也许是正走在穷理和尽性的路上。不好说达到如何的程度,但学问之乐是感受到了。
还有《大学》里给出的“修齐治平”的路子,就是大家熟悉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所谓大学之道的“八目”,大学之道的“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认为“亲民”应该作“新民”,很有道理。这是从前读书人不能不了解的为学和做人的基本道路。今天不这样讲了,但个中道理没有过时。“家国之情”就是从此衍生出来的。陈寅恪的一生离不开家国之情。他晚年写的诗:“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我曾说这是他人生和学问的主题曲。在这方面,陈寅恪以及义宁陈氏一家对我影响是很深的,这是我对那一时期的人物能够有所了解有所同情的思想基因。
三、学问的心得是属于自己的
腾讯文化:您说陈寅恪和王国维都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种人的能力和品格实际上应该比大师还高?
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需要有非常实在的精神支撑,其中第一流的人物在文化传承方面可以称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这就是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就是文化托命,“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他的担当,就是这种家国天下的使命感,“为天地立心”,说明他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气象,“为生民立命”,说明他跟民众群体的连接,他们关心家国天下民众命运。
腾讯文化:这一块是不是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类的知识分子所缺的地方?
刘梦溪:是的,但现在不必有这么高的要求,这是一个理想,用陈寅恪的话说,可以叫“抽象理想之通性”。
腾讯文化:现在有很多“媒体知识分子”,发出的是嘈杂、偏激的声音,很多知识分子几乎是放弃了这个话语途径了。
刘梦溪:家国社会,关心的人也不少,问题是能不能抓住问题的症结,触及到痛阈。所以感到嘈杂,是由于绕开真问题,在随顺潮流的漂浮物上做文章,话说得再多,也只是漂来漂去的泡沫而已。作精深研究的学者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应属正常。真正的学问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学问的心得是属于自己的。有一些知音者谈一谈也蛮好的,像你听了我演讲写那篇文章我很欣悦,你来我也很高兴,能知道并传递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讲国学主要是六经之学,六经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源头,它不是指儒家一家的学术,道家也在这里呢。但你不好说佛家也在里头,可是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当中,把《易》跟佛家的义学结合起来加以诠释,是非常流行的做法。所以这个视六经为国学主要内涵的看法,在学理上和在实践上都十分重要。
我们是一个“文明体”国家,“文明体”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指一种文化有它自己单独发生发展的历史。文明体国家的最高经典是至高无上的。人类文化的几大系统源流都有各自的最高经典,譬如古希腊罗马文化,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圣立在那里,佛祖释迦牟尼的地位也是不可代替的,尽管佛教在印度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祖,无人否认。可是中国的最高经典在哪里?我认为在孔子和六经。这里不是要否定现代学术范畴的文史哲,我的意思是说文史哲不能代替六经。六经是超出文史哲之上的最高的文化形态,是一切学术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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