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1出版】《只此一个郭宝昌》作者：郭宝昌

世安。

作者: 郭宝昌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品方: 活字文化
出版年: 2024-10
页数: 374
定价: 75.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108079459

内容简介  · · · · · ·
在郭宝昌辞世一周年之际出版此书，不仅是纪念一个强大的灵魂，更是因为书中带有自传色彩的真诚书写，记录下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家庭、经历时代巨变的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及其对知识和艺术执着的追求。对后来者而言，这既是洞悉人性和命运的文学写作，也是理解一个多变的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人的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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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身世奇特，经历坎坷。自幼被卖进同仁堂乐家的经历，最终成就了让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大宅门》系列剧。但宅门里的兴衰恩怨并非他传奇经历的全部：他追寻自己身世的执着，他被时代车轮倾轧下狱**的坎坷，他对艺术和文化的痴迷和探索，他与梨园行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他被命运拨弄因而缺乏亲情的孤独……以及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背后，对时代、对命运、对人性的复杂体味和审视，都被他用一支擅长讲故事的妙笔写在书里，也为读者写下了一个强韧的他和他所经历的复杂时代。

书中除集齐了郭宝昌尚未发表的遗作，还收入三篇他的至交好友写作的纪念文章，借亲朋的视角，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郭宝昌过人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并在他辞世一周年之际，表达怀念和致敬之意。

在线试读
何曾有家（节选）

    旧时称“某家”均冠以姓氏， 如“张家”“赵家”等等。然而我家很难冠以姓氏，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冻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八十块钱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母亲把我卖得忒便宜了点儿，借钱将我赎回，又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二百块。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于我父死后，无有生计，又将我亲姐卖掉让她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 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后来我母亲不堪忍受张家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岁以后才知道。据我养母说，我两岁被卖到吴家不知何故终日嚎啕，被吴家厌弃。当我三姨把我抱到郭家时，我见面就笑，指着电灯泡乐不可支，很有些“宿命”的色彩。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为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让我暂称养母姑妈，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养母把我接到乐家， 随后便以母子相称， 我却仍随母姓郭。时已解放， 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蔑视商家子弟， 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 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我自幼在小学老师侯远帆的调教下一心想做话剧演员，这又被养母视作下九流的戏子。我厌恶商家，养母唾弃戏子，成了一个无法对话的家庭。尽管我变成了少爷， 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改成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 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 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 还可以看“飞飞飞”和套个圈儿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那时候我们彼此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但好景不长。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让我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直到我报考初中口试时仍向老师说我的爸爸是“八路”。

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去世，我再问任何人，却无一人知道此事，而且我每问及亲朋好友，不管是谁，都面呈惶恐之色。这就在我心中生成疑团。



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我哪里知道这是“保密费”， 只知道高大妈很穷， 住在天桥福长街三条一个大杂院里， 两间低矮的破土房， 进门就是一个大土炕。姨奶奶（我三姨的婆婆，是我奶奶的亲姐姐）耳聋眼花，身体不好，成年偎在炕上，这是一个京城最贫穷的底层市民家庭。我作为一个豪门的少爷一进门自然被视为上宾，那种热情使我感到很温暖，因为这是我在豪门中感受不到的。在家里没人理睬我，孤寂而又压抑，这也是我每次都要争着送“保密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得满脸涨得通红，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回家以后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跑到厨房询问在我家打了近三十年工的老保姆“当初不该送你去”是什么意思。她惊愕万状，支支吾吾说了几句便躲避瘟疫一样地逃出了厨房。过了没一会儿我母亲把我叫了去，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了几句高大妈家的情况，话锋一转问我，“当初不该送你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保姆已经汇报过了，我闯了祸，便如实讲述了经过。我分明看到我母亲的眼里露出了少见的凶光，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玩吧，没事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不久，便见我母亲换了衣服，拿着手提包匆匆地出门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十年以后才知道。但从这天起，我完全失去了送“保密费”的资格，改由保姆的儿子或我母亲自己送去。三年以后“保密费”突然终止。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夕， 高大妈来了。高大妈和我母亲一见面，我母亲便述说生活之艰难、大宅门里经济之窘迫、开销之大、年关不好过等等，于是高大妈几乎没说什么话便起身告辞。

我送她到门口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宝， 你妈知道我是来借钱的，先说了一通她怎么难，我知道这是堵我的嘴。宝，你去跟你妈说，这个年我过不去了， 我就借四十块钱，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去说，我等着，你知道高大妈疼你。”

我二话没说返身回屋向母亲陈述了她的话，母亲非常愤怒：“早知道她来要钱的，不给！一个子儿都不给！”我站着没动，母亲突然目光犀利地望着我问：“你说呢？”我说：“何必呢？她挺难的，那么大岁数开个口不容易！”母亲沉吟半晌终于拿出十块钱。“给她！这都是看你的面子！”我没有接这十块钱，我感到尴尬、难堪，我觉得拿这十块钱无法面对高大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