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促进了“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

我就是爱读书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劝学篇》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张之洞因此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人物。关于“中体西用”思想与《劝学篇》，前贤今哲既有专门着作，也有专题论文。笔者试从《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传播的角度略做探析，以请教于方家。

　　一、《劝学篇是》 “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时代变迁使人们形成不同的观念。近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之涌进来的，不仅有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而且有近代西方的宗教学说、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在古老的中国激起了强烈的震荡，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多方面交流冲突，中华民族既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又存在着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千年巨变，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成为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魏源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要战胜敌人，就要向敌人学习。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主张变成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扭曲成了师夷长技以制民。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十月，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本西辅”思想。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二月，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本西末”思想。这些思想，反映着鸦片战争之后对于中西文化关系认识演变的历程，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兴办机器制造、开办学堂等，主要体现在技艺、富强之术等层面上。甲午中日战争中，洋务派精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标志着洋务派强国御侮理想的破灭，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先进的人们认识到不能仅仅效仿西方的船坚炮利，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三月，南溪赘叟（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册上发表《救时策》，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
　　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逐渐传播开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１８９６年１月），前署江苏按察使、江苏候补道朱之榛在《万国公报》第八十四册上发表的《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和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七月孙家鼐的《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都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话。朱之榛言：以“冀开海内风气”。孙家鼐称：
　　“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随着“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洋务派、维新派都讲“中体西用”，但缺乏系统的论述，各派各家对“中体西用”的解释也不一致。尤其到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与守旧派矛盾尖锐，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基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及时地推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
　　张之洞在学术上，主张学兼汉宋，认为“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主张“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 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表示“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要学其长去其短，“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更要“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张之洞仍然如此，指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新旧歧异，纠纷不断。“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新旧各有弊端，使人困惑迷惘。因此，他“规时势，综本末”，以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学与西学互补契合的方式，着《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既要维护中国的纲常伦理，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
　　《劝学篇》分内外篇。内篇九篇。同心篇，主张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教忠篇，宣扬清朝的良法善政、深仁厚泽。明纲篇，认为三纲五常，“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知类篇，讲西方人分五大洲人为白、黄、棕、黑、红五种，要知类保种。宗经篇，讲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分歧难定，应以《论语》《孟子》等来权衡折衷。正权篇，认为 民 权 之 说 是 乱 政 之 言，“无 一 益 而 有 百害”。 循序篇，主张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以“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守约篇，讲究先博后约，欲存中学，必自治要而守约开始。
　　去毒篇，认为以明耻教化天下，其必自戒烟始。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多为旧学的范畴，主张也类多守旧之言，但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现实来看，其中也带着焦灼的忧患情结、激越的图强意识，并显示出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
　　外篇十五篇。益智篇，讲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游学篇，论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设学篇，主张广立学堂，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 废。”
　　政艺兼学，政尤急于艺。学制篇，论西国学校，教师有定程，弟子有适从，授方任能，择善而从。广译篇，主张广泛翻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阅报篇，讲外国报馆林立，有官报宣传国是，有民报传达民情，有利于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预防。变法篇，认为专己袭常，不能自存，应当变法。“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变科举篇，主张所习与所用，事必相因。“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农工商学篇，讲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民农工商，利乃可兴。兵学篇，论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士兵易练，教将领难成。
　　矿学篇，讲矿学是兴地利，其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铁路篇，讲铁路是气脉，修筑铁路以通血脉。会通篇，论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摒弃之，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
　　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要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非弭兵篇，讲我无兵而望人弭之，重为万国笑。苟欲弭兵，莫如练兵。非攻教篇，讲异教相攻自古而然，攻教堂、攻教士是恶人逞小忿而败国家大 计。 外篇 十 五 篇，“所 言 皆 求 智 求 勇 之事”，主要针对当时变法维新事宜而言，这些是可以作为维新教科书的。
　　《劝学篇》内外共二十四篇，虽有内外之分，内篇亦讲西学，如同心篇言：“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循序篇讲：“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外篇也说中学，如游学篇言：“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旁征博引中国文献典故、人物事件等，新旧兼采，中西杂糅。其精神概括为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知“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在海 外 不 忘 国，见 异 俗 不 忘 亲，多 智 巧 不 忘圣。”
　　从务本、务通两方面，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成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家之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劝学篇》提出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等 具 有 深 远 意 义 的问题。
　　《劝学篇》之所以成为“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除了先哲今贤所说过的诸多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因素：
　　其一是集近代以来“中体西用”思想的大成。张之洞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梳理后，指出：“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说法比前人更客观，击破了一些虚骄的泡沫。从《劝学篇》中还可以看到沈毓桂《救时策》的影响，看到朱之榛《上张香帅请立中西学堂书》的影子，也不难看到冯桂芬“中本西辅”和郑观应“中本西末”思想的内容。如果仔细分析，近代关于“中体西用”思想代表者的学说在《劝学篇》中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存在着的。张之洞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对前人学说的博采综合，而且在于自己的别开蹊径、开拓创新。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体西用”思想，论述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多彩，定义区分清楚。如对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论述得系统充分全面；对旧学（中学）、西学，西艺、西政等范畴的论述，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如果说“中体西用”思想，在有些官员那里是奏折或公牍，在有些学者那里是单篇文章或着作篇章，在有些士人那里是想法或说法，而在张之洞这里则成了系统完整的体系、专门的着作，《劝学篇》成了阐述“中体西用”思想的代表作。
　　其二是集张之洞改革、新政实践经验的大成。作为名声昭着的清流派人物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后，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知道圣经贤传已无法解决前所未有的困境，必须改革。在抚晋时初试牛刀，开办洋务局等机构；在督粤时兴办兵工厂，制造兵船等，稍显锋芒；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创办汉阳铁厂、兵工厂等大型企业，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兴办两湖书院等各类学堂，主持卢汉等铁路的修筑，派遣学生到日本等国留学，编练湖北新军，支持《时务报》等报纸的创办发行，资助上海等地学者翻译西方学术着作，处理棘手的两湖教案问题，推广种植美国棉花等新事物，主张稳妥地变革科举制度等，这些实践活动都成了《劝学篇》外篇信手拈来的例证。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张之洞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在人们心中塑造了务实稳健开拓进取的形象，竖起了湖北新政的旗帜，使武昌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起到了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作用。同时，张之洞虽是地方大吏，但具有经营八表的气魄、视通天下的眼界，主动上书提出改革建议。如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等建议，希望皇帝“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与《劝学篇》外篇部分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劝学篇》外篇的内容对纯粹学者来说是设想，或是对别人经验的归纳，而对张之洞来说则是对亲身实践的总结和经验的升华，是对改革建议的综合梳理，因而具有很强的务实色彩。常言说“事非经过不知难”，由湖北新政推动者张之洞论述其措施、经验、教训，自然比局外人更胜一筹，有利于把湖北新政经验转化成清朝改革的设想，描绘出未来中国变革的蓝图。当然，湖北新政也不是孤立进行的，既是近代改革潮流的组成部分，又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借鉴汲取了前期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