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器鉴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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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玉器源流
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生产玉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多集中于畿、都邑。自宋至清，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制玉中心。历代王室朝廷皆设有玉器作坊，进行生产。因玉硬度较高，加工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故加工过程大体有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光压、刻款等若干工序。仿古玉还要增加“致残”和“烧古”等工序。奴隶社会治玉以青铜工具为主。封建社会由青铜工具逐步变为钢铁工具。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鉈、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玉器的造型、花纹都是靠这种方法制成。所以，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以示与雕刻、工艺有别。
中国玉器的艺术风格历史演变如下:
在中国南方，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同的多节玉琮，标志着治玉工艺已与石器工艺开始分离。玉器造型较为复杂，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商周时代的玉器以形象单纯、神态突出，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工艺有了广泛的发展，各诸侯国竞相碾治，精益求精。秦汉玉器与精雕细刻的春秋战国玉雕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趋向雄浑豪放。汉玉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有如古画上的游丝描一般刚劲有力，以弥补其立体感不强的弱点。这是汉玉技法上的一个特点，对后世玉器有着深刻影响。唐、宋玉器色如羊脂，光泽莹晶，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多，写实能力大为提高，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在形神兼备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与当时绘画、雕塑艺术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明清时期南北两地玉器普遍发展，是中国玉器史上极其光辉的时代。现存北海团城内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明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板，朱翊钧墓出土的玉圭、玉带钩、玉盂、玉碗、玉壶、玉爵、玉佩等可以代表这时期玉器的特点。在继承宋代玉器特点的同时，出现加工粗放或碾琢繁琐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倾向。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因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的高峰。另外，中国维吾尔族的碾玉工艺富有地方色彩，是中华民族玉器艺术宝藏的组成部分。在后期封建社会仿古思潮影响下，以“返朴”为目标，追仿“汉玉”风格而生产的各式玉器，被称为仿古玉，这种玉器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有着自己特殊的美学价值，也是古代玉器的组成部分。
二、古玉种类
玉圭
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周代墓中常有发现。
玉笏
上朝时所执的玉制手板。即“珽”。《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注：“球，美玉也。”
镇圭
古代朝聘所用的信物，王执镇圭，为六端之一。也作“镇圭”。《周礼·春官·大宗伯》：“王执镇圭。”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者，盖以四镇之山为瑑饰，圭长尺有二寸。”
命圭
帝王授给大臣的玉圭。《左传》僖公十一年“赐晋侯命”注：“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为端。”《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五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
谷圭
古玉器名。古代诸侯，用以讲和或聘女的玉制礼器。又称“谷璧”。《周礼·春官·典瑞》：“谷圭以和难，以聘女。”注：“谷，善也，其饰若粟文然。”《考工记·玉人》：“谷圭七寸。”
圭璧
“圭”亦作“珪”。古代帝王、诸侯朝聘或祭祀时所执的玉器。《周礼·春官·典瑞》：“公执桓圭……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以圭璧见于王。”《后汉书·明帝纪》：“亲执圭璧，恭祀天地。”
土圭
古代玉器。用以测日影、四时、土地。《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又《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
璧
古玉器名。也有用琉璃制的。扁圆形，正中有孔。璧分大璧、谷璧、蒲璧。大璧径长一尺二寸，天子礼天之器。诸侯享天子者亦用之。礼天须用苍色，盖璧形圆，象天苍，象天之色。谷璧子所执，饰谷纹，取养人之义。薄璧男所执，瑑饰为蒲形，蒲为席，取安人之义。三者统称为“拱璧”，因皆须两手拱执。另有一种系璧，形较小，为佩于绅带之物。玉璧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多光素无纹饰，器形比较简单。商周时代的璧，厚薄不匀，形制也不规整，内外大多不够圆。春秋战国时，璧则相当规整，并有蚕纹、谷纹、蒲纹、兽纹等雕饰。汉继承前代风格，雕工比较精细。汉以后至宋、元时，玉雕不多见。明、清时又兴盛，出现大量仿古制品，璧上常见精细的浮雕和螺旋状纹饰。玉璧是古代贵族所用的礼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也有起信物和装饰物作用的。汉代的玉璧，上有小孔，就是用来穿线做佩饰或挂在墙上做装饰用。璧在汉墓中发现很多，常放在死者胸部或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之间，甚至还镶嵌在棺的表面作装饰用。玉璧用途很复杂。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星、祭河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身份不同的标志；三作佩系；四做砝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尸腐用。
瑗
古玉器名。大孔的璧。《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郭璞注：“瑗，孔大而边小。”
玉琥
古代玉器.一种琢雕成虎形的玉器,称“琥”。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一文认为：“我以为表面刻虎纹的玉器应依器形命名，前加‘虎纹’二字。至于虎形玉器，有孔的可称虎形玉佩，无孔的当为玩器或陈列品，可称玉虎”。
玉虎
雕成虎形的玉器，即“琥”。《 拾遗记·秦始皇》：“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参见“玉琥”。
珩
古玉器名。玉饰品，杂佩上部的横玉。形似磬而小，或上有折角，用于璧环之上。
环
古玉器名。一种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尔雅·释器》:“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肉,边;好,孔。”邢疏：“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玉制的环。古时用作佩饰。《宋史·舆服志三》：“衮冕之制......小授三，结玉环三。”又：“后妃之服，小授三，间施玉环三。”《晋书·周访传》：“访大怒。敦手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
玉佩
“佩”亦作“珮”。玉作的佩饰。《诗·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萧德言《咏舞》：“低身锵玉佩，举袖拂罗衣。”
环玦
古玉器名。两种佩玉，圆形的玉环和环形而有缺口的玉块。《汉书·隽不疑传》：“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
玉带钩
古玉器名。又名“犀比”。可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明，用以钩连腰带。带钩有铜、玉两种。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铜带钩上有的镶嵌绿松石。河南固始在春秋末或战国初期墓中，发现一件玉带钩，是目前已知较早的一件。在河北满城、江苏铜山小龟山等西汉墓及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墓中，均有玉带钩出土。
玉钩
玉制的钩，故名。有带钩、帘钩、帐钩等。《宋书·符瑞志下》：“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三分，身中有雕镂。”《列仙传·钩翼夫人》：“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钩。”
玉剑饰
指用于剑上的装饰玉件。常见有剑首、剑格、剑鞘上带扣和鞘末玉饰（珌）四种。玉剑饰始于战国，战国剑较短小，剑首小而薄，边沿外敞，较锋利，格少（多用铜、铁），剑珌有厚长和薄短两种，带扣也小。汉带剑首长而大，格多，剑珌与战国相似。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一把铁剑，其上四种玉剑饰惧备，并有高浮雕玉饰。汉后，玉剑饰不多见；明清两代仿制较多。
玉珌
佩刀鞘上装饰。同“琫”、“鞛”。《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鞆琫有珌。”《释文》：“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鞘上饰。”
玉琫
古玉器名。刀剑鞘口处的玉饰叫“琫”，琫对面的小方玉叫“珌”。《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鞆琫有珌。”《传》：“琫，上饰；珌，下饰。......天子玉琫而鞉珌，诸候CHANG琫而QIU珌。
玉衣
古玉器名。玉制的葬服，又称“玉匣”、“玉柙”。把玉石琢成各种形状的小薄片，角上穿孔，按等级不同采用金镂后银镂、铜镂连缀而成。《汉书·霍光传》：“光薨......赐金线、缯絮，......壁珠玑玉衣。”从1946年在河北邯郸郎村汉墓中发现象氏侯刘安意的穿孔玉片开始，到1978年底为止，相继共发现玉衣22套以上，属于西汉的共11套，属于东汉的至少有十一二套，其中有5套保存比较完整，可以复原。
玉豚
古玉器名。古代死人手握的豚形玉器。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墓中，常有玉豚出土，造型和文饰较简单。用其随葬，主要是巫术的原因。
含玉
古玉器名。“含”亦作“晗”，有的书上还称“押舌”。古时入殓时放在死者口中玉。《周礼·天宫·天府》：“大丧共（供）含玉。”大丧，指皇帝丧。其余则有含壁、含珠、含瑁、含米、含贝等，因死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含玉，多为蝉形，故又称“玉蝉”。考古发现，早在殷商时，死者口中就含有贝。据记载，春秋时代死者口中含的是“珠玉”。河南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墓，在死者口中发现一件带孔的蝉形玉。玉蝉作为含玉，在汉墓中发现较多。
玉蝉
古玉器名。古代含在死者口中的葬玉，因多刻为蝉形，故名“玉蝉”。据徐广称：“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史记·屈原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污垢。”《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是知，玉含作蝉形，似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赋予死者特定的意义，意即人死后，不食和饮露，脱胎于浊秽污垢之外，不沾污泥浊水，这是战国以来死者含玉蝉的用意。参见“含玉”。
玉塞
古玉器名。已知在汉代有九窍塞，即填塞或遮盖死者身上九孔窍的九件玉器。这九件玉器在河北满城两座汉墓中都有出土。九窍玉塞为耳塞（2件）、眼塞（2件）、鼻塞（2件）、口塞、肛门塞和生殖器塞（各1件）。由于口塞不能全部含在口中，故与“含玉”不同。东晋葛洪《抱朴子》：“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这同玉衣也能使尸体不朽的迷信说法是一致的。
玉节
玉作的符节，古代用作重要的信物。《周礼·地官·掌节》：“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公羊传·哀公六年》：“与之玉节而走之。”
玉玺
皇帝的玉印。古代印、玺通称，以金或玉为之。自秦以后，以玉为玺，为皇帝所专用。因而又以指喻皇位。
玉盘
玉琢成的盘。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杜甫《严公枉驾草堂》诗：“竹里行厨洗玉盘”。
玉鱼
刻玉为鱼，是一种珍玩和佩饰。冯贽《云仙杂记》：“贵妃（杨贵妃）苦热，肺渴，每日含一玉鱼，藉其凉津沃肺。”程大昌《演繁露·鱼袋》：“《六典》符宝即载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银，佩以为饰。”又用作殉葬品。杜甫《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玉带
唐、宋官员所用的玉饰的腰带，以之分别官阶之高低。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带，至三品则兼金玉带。本朝玉带虽出特赐，须得閤门关子许服，方敢用以朝谒。”又：“本朝亲王皆服玉带。”《宋史·舆服志五》：“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明代惟亲王及一品文官用玉带，见《明史·舆服志二、三》。清代惟特赐及一品用衔玉版带。见吴荣光《吾学录·制度》。
玉珠
用玉琢成的珠。《晋书·舆服志》：“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
玉藻
古代王冠垂挂的玉饰。《礼·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蔬》：“天子玉藻者，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於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后汉书·舆服志·冕冠》：“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

三、中国玉器文化特征与地位
我国玉器文化源远流长，从下列比较中可看出其特征与地位。
1、从采玉时间上比较。
这里有两个可比点，即采玉时间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
大约12000年以前，我国辽南原始居民就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7000年前的新乐文化出现了磨制较精的彩石石凿，河姆渡出现了彩石玉玦，距今6000——4000年的新疆罗布淖尔先民已经采用和阗玉磨制无孔石斧。在此后4000年里，我们祖先的治玉活动从未间断过。而国外最早使用玉器的是公元前3000——2000年的西伯利亚原始文化，他们用软玉制造工具和圆盘，但此后便销声匿迹，未再重现了。日本古代硬玉大珠出现于绳文时代中期（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碧玉管出现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到了古坟时代（公元300年——440年）治玉工艺便衰落以至消亡。印第安人玉器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900年趋于消失。
关于采玉时间的早晚，虽因检测手段不同，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可以肯定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用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2、从玉质、玉色上比较。
国外各产玉地点所出玉色泽较为单调，如日本、印第安玉器以翡翠为主，其软玉亦呈深浅绿色，欧洲软玉呈青、绿色，贝加尔湖附近所出玉石上带有墨点，孔东原始文化出白色软玉，而我国和阗玉除了青、碧、墨色之外，还有黄、白等色玉，其中尤以羊脂白玉最优。日本硬玉和碧玉，毛利人碧玉，印第安玛雅硬玉之质地均缺少温润晶莹之感，而我国和阗玉质地细腻缜密。因此，从玉质、玉色上比较，和阗玉亦是国外玉石所不及的。
3、从琢玉工具上比较。
我国琢玉用的旋转性工具，可能始于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水凳”。日本、西伯利亚、印第安玛雅等地又以何种工具琢玉呢？日本学者从现行攻玉法推论，认为日本古代玉器也是用旋转性工具碾琢的，此外不见其它论证材料。在印度，19世纪玉工操作旋转性工具的图示流传至今，为一老年玉工用右手推拉弓弦以带动圆砣旋转，左手执玉琢磨，估计操作不便，效率较低。这幅图中的琢玉工具比《天工开物》所描绘的水凳晚了3个世纪，在其结构、传动装置上也远比水凳落后。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旋转性琢玉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4、从碾琢技艺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工艺有7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方面日本、欧洲、毛利、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的碾玉技艺都是望尘莫及的。在这里须对痕都斯坦玉——莫卧儿玉的碾琢技艺作一下具体分析。我们承认痕都斯坦琢玉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我国晚清及现代玉器工艺产生过较大影响。乾隆对痕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在诗文中说：“璞韫昆山，镂传印度”，“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并赞其玉器“莹薄如纸”，或比作“蝉翅”。又赞其琢磨精美：“叶簇见重层，刀斧浑无迹”，“细入毛发理，浑无斧凿痕”，“精镌本鬼工”，但费解的是他竟误认为痕玉是“水磨”而成。从现存的莫卧儿玉器考察，胎薄如纸者有之，但胎厚类瓷者亦不乏其例。苏州仿“蕃作”中也有薄胎的，其中菊瓣盘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态，说明苏州玉工有能力把玉器磨得很薄。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玉器中器胎偏厚者居多？这与玉材难得，价格昂贵有关，若琢磨得过薄，一则费工，二则使 玉材耗损过大，三则有损玉质美，给人以不坚实感，易与玻璃混淆，故治玉不提倡薄胎之工。清代晚期玉业接受了痕都斯坦玉器的莨茹科植物图案与宝石镶嵌两个特点，并发展成“仿蕃作”，这说明我国玉工对良玉技艺持扬长弃了其不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薄胎及阿拉伯器形等因素。
5、从玉器功能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所具有的五方面社会功能。欧洲人认为，。软玉（Nephrite）挂在腰间有治愈肾病的功效。这自然是一种迷信的认识，但其原始社会的玉器工具尚有一定的实和的价值；日本人对玉和玉器的认识较欧洲人复杂，他们认为玉除了装饰功能之外，尚有“咒术的、宝器的、祭祀的”功能；阿拉伯玉器大致也仅限于生活用玉和瓶盆之类；印第安玛雅人玉器与神官司的职司、祭祀有关，此外尚有生活用玉和装饰玉器。总之，上述各国玉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均不及中国古代玉器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功能。
6、从玉器造型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当丰富。国外古代玉器造型大致如下：日本古代玉器只限于珠、管、 、勾、栉形以及抽象化的动物，少见器皿；毛利人玉器仅见神像、佩、斧；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也仅有斧、凿、盘等工具和器皿，且造型也较简单；阿拉伯玉器以器皿为主，其器型别致，独具一格，但类型也较单纯；印第安玛雅玉器型制比上述各地稍多，有工具、珠、管、片、人物浮雕和象生玉等，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比，玛雅玉器也显得相当单调了。
7、从玉器装饰图案上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之装饰图案，有几何形、动物、植物、文字以及绘画性，综合性等多种题材。而日本、欧洲、西伯利亚、毛利等地玉器则多呈光素状或饰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装饰其甚少。其中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玉器的装饰图饰图案，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如痕玉之莨苕叶饰和“西蕃莲”与“铁线莲”等花纹。印第安玛雅玉器纹饰以人物图案为精，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图案装饰相比，便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中国古玉上的绘画性图案，在世界琢玉史上独具特色。
金与银都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它们具有美丽的光泽，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因而成为工艺匠人最受欢迎的加工材料。与其他材料相比，这种易于加工的特点，使金银器还能够加工改制、花样翻新，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金银制品。比如，我们可以按已所好，将一条金链再加工改制，以形成项圈、手镯或戒指、耳环等其他所需饰品。但另一方面，由于金银质软，其制品便容易在挤压或碰撞后变形或损坏。此外，与其他一般金属材料比，金、银又都具有耐大气氧化和腐蚀的特性，可以历经千年，都仍然新亮如初。所以不少金银制品历代相传，成为传世之宝。特别是黄金，这种特性更佳，既不会锈蚀，又不易失去光泽。与金相比，银的这种性能则稍差。潮湿的臭氧会使银表面氧化，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银制品使用或搁置时久了，其色泽会由白亮转达为灰或黑色的原因。另外，银抗硫化物腐蚀的特性也不及金。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材料质地的鉴别，二是对其制造年代的鉴别。
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测定。比如器物金银含量的成色测定，对金银器内所含其他金属的成分及其含量的测定，甚至对一件金银器不同部位的金银含量，亦能分别做出测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金器，经测定。其含金量均在85%以上，并含有少量银和微量铜。又如浙江龙游县石佛乡出土的明代金杯，其上部含金量为73%，足与把含金量却只有60%，此外，其足为空足，为使金杯内盛放液体后，不至于重心不稳，空足内还加铁以配重。再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银器，经测定，含银量为66.10% ，铜27.8%，锡、铅各2.5%。这种银铜合金，具有银铜共晶组织最低熔点。由此可知，当时对银铜合金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对金银器的材料质地的鉴别，从经验，亦积累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
（1）金的密度大一般说来，对于相同体积的金属品，金制品要重得多，太轻的制品必是伪品。
（2）金银的硬度小，质地软，延展性强。
若用金属物在金银制品上轻轻划试，一般留下凹痕的真品，留下划痕的是伪品。
（3）金、银的化学性质较稳定，
特别是金，在空气中不易氧化，而铜铁制品均易氧化生锈。金在酸性液体中（如稀盐酸、硝酸等），其颜色不变，而铜制品只在触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如是镀金，表层镀金容易脱落，不仅脱落部分易生锈，即使镀金表面也易被铜覆盖。当然，古代的金银器出土时，有些表层带有铜锈，特别是银制品。这种情况是由于金银器在出土前，接触过其他腐蚀的铜，如与铜器一起随葬，而沾染了铜锈。另一个原因，则是古代大多数银器的质地，是以含有一定成分的的铜合金，当铜氧化腐蚀后，便在银器上形成了铜锈覆盖层。不过这种情况，大多可以经过除锈垢处理，以复原器物的本来面目。此外，富有有经验的人，还可以通过器物的声音、味道，以及颜色、手感等，来辨别金银器的真伪。不过，这需要有长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金银器制造年代的鉴别难度大。现代科技手段对器物的质地鉴别已达到比较精确的程度，然而对器物的年代鉴别尚显得无能为力。主要还是依靠经验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金银器年代的鉴别离不开器物铭文的研究，也离不开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和对器物形制、纹饰、制作技术的分析研究。相比较之下，器物铭文的研究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如果金银器上无铭文或款识，对其制造年代的确定是极为困难的。 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以后，特别是宋元以后，有铭文款识的金银显著增多。有些金银器上虽然没有铭文，但却可以通过同地伴出的其他形制相近的金银器上的铭文，间接进行年代推定。对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无疑对于断定金银器的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金银器本身具有传承性，可历经岁月，代代相传。因而，确定金银器的制造是否与入葬时间属同一时代，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说明。研究器物的形制、纹饰、制造技术以及铭文等特征，应该说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断定器物的年代的方法。因为每个时代的器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具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格特征。
一般讲，一件器物，其形制、纹制、甚至制造工艺和加工技术，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与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文化中形成了一套普遍较适用，又比较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用以断定器物的年代，即利用考古中同类器物的共存关系，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找出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标准器物，这类器物基本上具备了同时期或同时代同类器物的共性特征，然后将出土的其他同类器物，与已经确定的标准器物进行对比，或同已知同类器物的特点相对照，从而是对器物的年代做出判断。
在这方面工作得最有成效，并且已经能将同一时代不同时期的器物相互区别，并排出器物谱系的，是对古代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金银器这方面军的系统研究尚不成熟，主要是由于各时代金银器出土的总量少，而且出土分散、不集中，这给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增加了难度。目前对金银器的研究最为细致，而又最富有成果的，当属对唐代金银研究。其研究成果，无疑为唐代金银器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同时也为日后对中国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此外，与伪造古代的铜、玉等器物不同的是，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上作假，多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年代上作伪者尚不多见，这也造成对金银器的年代鉴定工作，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经验上都显不足，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经验总结。尽管有经验的人，能够娴熟地根据器物的质地、声音、味道，以及颜色等来辨别直伪，或根据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以及成形和加工技术方法的时代特征来推断年代，但科学的研究，并把已知的成果、经验加以确定和系统总结，仍有待于将大量细致地工作和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