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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奥利弗·萨克斯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译者: 吴晓真
出版年: 2024-10
定价: 62.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72621086
内容简介
《每条弯路都通向自我》是奥利弗•萨克斯自传,也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叙述的时间跨度从作者在牛津大学求学的青年时期,一直到罹患癌症的暮年时期。
在奥利弗•萨克斯异常丰富的一生中,他是受人尊敬的医者、科学家,是获奖无数的天之骄子,但也因同性恋取向被母亲斥为“令人憎恶”而困扰自卑大半生。他和卡车司机打成一片,和好莱坞巨星谈笑风生,和诗人奥登互为挚友,和诺奖获得者克里克、埃德尔曼情谊深厚。他曾对爱情感到无望,大半生过着独居生活,却在七十五岁高龄遇到一生挚爱……这是罕有人能及的生命深广度。
★伟大的人:二十世纪ZUI伟大的临床医疗作家之一,无论专业领域还是跨界爱好都能做到顶尖的奇才。英国女王为其亲授大英帝国勋章。
★动人的故事:漫长一生的丰富细节。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纽约时报》、《卫报》、《旧金山纪事报》等多家权威媒体评委年度图书。
★以他人人生反照自身:①把自己作为方法:萨克斯的所有选择都是他想要突破自身困境的结果,也是其人格的映射。他是医生,也是病人,他的专业和生活融为一体,在其中治疗别人,也找到了治愈自己的路。②对东亚式内卷的一种警醒:作者一生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的具象化——完全打破了大家对于科研大神的刻板印象。他不是那种为了实现他人期待让渡自我的人,而是充分尊重自己,永不畏惧改变人生轨迹,不管年纪多大。
在线试读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一位有见地的校长在成绩报告单上写道:“萨克斯会走得很远,如果他没有走过头的话。”他的预见屡屡成真。小时候,我做化学实验经常过头,家里充斥着各种有毒气体。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烧掉过我们头顶那片瓦。
我喜欢滑雪。十六岁那年,我加入一个学校团体去奥地利玩滑降。第二年,我独自前往挪威泰勒马克进行越野滑雪。滑雪很顺利,在乘渡轮返回英国之前,我先去免税店买了两升阿夸维特酒,然后走出挪威边境检查站。挪威海关官员不在乎我带走几瓶酒,但(据他们告知)我只能带一瓶酒进英国,另一瓶会被英国海关没收。我怀抱两瓶酒爬上渡轮的上层甲板。那天天气晴朗,气温很低,不过鉴于我穿着保暖滑雪服,我认为没问题,不会受冻。其他人都待在船舱里,而我独占整个上甲板。
我有书可读:我正在读《尤利西斯》,读得很慢。我还有阿夸维特酒可喝:没有什么比酒精更能从内而外地让人暖和。轮船缓缓前行,很是催眠。我坐在上层甲板上埋头读书,时不时地啜一口阿夸维特酒。直到某一刻,我惊讶地发现,浅斟低酌之下,酒瓶已经半空。我自忖没有什么反应,于是继续边读书边啜饮。因为酒瓶已经半空,所以瓶底被我越举越高。觉察到渡轮靠岸时,我都蒙了,我一直沉浸在《尤利西斯》中,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酒瓶已空,我还是没有任何异常体感。我想,这玩意儿肯定没他们吹嘘的那么烈,虽说酒标上写着“100度”。我如常起身,不想立马栽倒在地。太奇怪了,难道船突然颠了一下?我刚站起来,又摔了一跤。
直到这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喝醉了——酩酊大醉,不过酒精显然直接进入了我的小脑,我脑袋里的其他部分不受影响。有个船员上来查看乘客是否已经全部下船,发现我正撑着滑雪杖奋力行走。他喊来另一个船员帮忙,一边一个架着我下了船。虽然我一路踉跄,引人旁观(大部分人都被我逗乐了),但我觉得自己成功钻了制度的空子。我从挪威带走了两瓶酒,到英国时只剩一瓶。我“乾坤大挪移”,让英国海关官员少没收了一瓶酒。根据我的猜想,他们一定很想喝。
1951年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的令人神伤。3月,陪伴我长大的伯蒂阿姨去世了。她一直和我们同住,无条件地爱着我们所有人。伯蒂身材娇小,智力不高,是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智障人士。我一直不清楚她早年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她在婴儿期头部受伤,也有人说她罹患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她就是伯蒂阿姨,是我们家庭的重要一员。伯蒂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也许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几个月前,正是伯蒂给我拿来了牛津大学通知我获得奖学金的电报。她拥抱我,祝贺我,还流了眼泪,因为她知道这意味着我——她最小的外甥——要离开家了。
按计划,我要在夏末启程去牛津。我刚满十八岁,我父亲觉得时机成熟,有必要同我进行一次男人之间、父子之间的严肃的谈话。我们讨论了给我多少零花钱比较合适——这个问题不大,因为我相当节俭,唯一花钱多的地方是买书。然后,父亲坦露了他真正担心的问题。
“你似乎没几个女朋友,”他说,“难道你不喜欢女孩子吗?”
“她们挺好的呀。”我回答说,希望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
“或许你更喜欢男孩?”他穷追不舍。
“是的,但这只是一种感觉,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然后我担心地补充道,“别告诉我妈,她会受不了的。”
可父亲还是告诉了她。第二天早上她下楼的时候一脸怒容,我从未见过她这么生气。“你真是令人憎恶,”她说,“我要是没有生下你就好了。”然后她就走出家门,此后好几天都不理睬我。等她肯跟我说话了,她再也没有说过上面那样的话(这整件事也不再提),但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我母亲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开放,愿意予人支持,但在这个方面却非常严厉死板。她和我父亲一样,经常读《圣经》,她热爱《诗篇》和《雅歌》,却被《利未记》中那些可怕的表述困扰:“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藏有许多医学书籍,其中有几本专门讲“性病理学”。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翻阅过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和哈夫洛克·蔼理士的著作。但我觉得很难说自己有“病”,也不认为我的身份认同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名称或一个诊断。在学校,我的朋友们知道我“与众不同”,那只是因为我不参加那些以爱抚和亲吻告终的派对。
我醉心于化学和生物,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我的内心——懵懵懂懂,没有爱上过学校里的任何人(不过,放在楼梯口的一尊著名雕像的复制品激起过我的性欲。该塑像是一比一复制的,描绘的是肌肉发达、全身赤裸的拉奥孔同巨蛇搏斗,试图救出他的两个儿子的场景)。我知道,有的人一想到同性恋就惊恐万分,我猜我母亲可能就是如此,所以我才对父亲说:“别告诉我妈,她会受不了的。”也许我不应该告诉我父亲,总体而言,我认为我的性向是我的事,同他人无关,它不是秘密,但我不愿意谈论。埃里克和乔纳森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们都知道,但我们几乎从不讨论。乔纳森说,他认为我是“无性”的。
我们都是被成长环境、文化和时代塑造的产物。我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我母亲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正统家庭,而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行为不仅被视为变态,还是一种刑事犯罪。我还必须记得,性和宗教、政治等领域类似,会在历来正直、理性的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非理性的情绪。我母亲并非有意产生这样残酷的念头,恨不得我死去。现在想来,她只是突然间不知所措,她可能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感到后悔,也可能从此将其封闭在她脑海中的一个密室里。
然而,她说的话困扰了我大半生,让我无法自由地、快乐地表达自己的性向,反而时时背负罪恶感。
我哥哥戴维和他的妻子莉莉得知我缺乏性经验,认为我可能脸皮太薄,需要一个好女人,甚至一次畅快的**来纠正自己。1951年圣诞节前后,我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他们带我去了巴黎,按照计划,他们不但要带我去看风景——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还要帮我找一个好心的**,让她按我的步调,熟练而耐心地对我进行性教育。
一名年纪和性情都合适的**浮出水面。戴维和莉莉事先跟她面谈过,解释了情况。然后我进入她的房间。惊恐之下,我的**软趴趴,我的睾丸恨不得缩进我的腹腔。
那位长得很像我的某个姨妈的**用眼睛一扫就了然了。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是她入围的条件之一),她说:“别担心,咱们舒舒服服喝杯茶吧。”她拿出茶具和小茶点,点火烧水,问我喜欢哪种茶。“正山小种,”我说,“我喜欢那种烟熏的味道。”这时,我已经能够如常说话,自信心也回来了。我们一边享用烟熏味红茶,一边放松地聊天。
半小时后,我向她告辞。我的哥哥和嫂子满怀期待地等在外面。“怎么样,奥利弗?”戴维问道。“棒极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抹掉了胡子上的蛋糕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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